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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来,以“空间”引发的研究方法逐渐受到关注,这些空间理论并不仅仅指涉指物理空间,而是强调空间与社会关系间的互相塑造,这些往往与今天的全球化生产,公共空间的生产,空间记忆等话题相纠缠。而中国及其周围国家的地缘语境给这种思考和实践,提供了丰富、多层次的在地经验和场所,并作为一个新的视野和角度进入到艺术家的工作和讨论中。正如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发展,同样需要新的、更深入的工作方法,走向更广扩的社会现场和田野。

唐潮家乡不起眼的湖南小城,余果所处重庆的朝天门码头,黄淞浩老家郑州的劳动公园,勾勒出一个中国内陆的地理轮廓。这个轮廓是由社会管理,劳工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价值和消费所支撑。郑源将这些内地特有图景,抛到全球化空间的重组图景中,正是这些舶来的景观,指向了全球化生产下的地域文化的压制和紧张关系,何锐安作品则是将这种关系通过讲述复数化。吴其育、沈森森、志颖的历史考据将这一背景向前拉伸。

展览中的作品大多来自诸位艺术家的长期观察和调研对象,似树状结构分散开,在不同时期有新的推进。同时,他们将自己和对象置身于同样的现实场域里,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观看城市、历史、个人间的微观且多重的复杂关系。艺术家的身体在这些作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,唐潮和黄淞浩的作品,是在激烈空间的“地方工作”项目中发展出来的,唐潮通过在湖南常宁公安局的同学关系,将刑侦摄影转换为一种监控管理的视角,去重新审视家乡,录像里他以真实的状态和身份进入,与刑警同学探讨图像在他们工作中的可能性,也引发了这位年轻人对于社会要求和职业要求间不可协调的矛盾。同时,由他们对死亡案件的讨论,整理出中国内陆小城里纠葛交错的几代人的命运。黄淞浩在郑州的公园发现了日常政治的缝隙,目睹退休工人间两种相反价值观的火并,并决定跳入去搅动和重构这个关系。他在项目中扮演一位对立又平衡的对话者,在日常状态下,面对上世纪充满理想投身建设的工人前,排演一出无力的较量。余果在重庆朝天门附近的游荡,用光线去刺激夜间“棒棒”的工作,刻意扮演的监管者,使他站到了 “棒棒”的对面,激起无言的对立。郑源的工作一直以空间方式进行,他对杭州、苏州及上海的“山寨”西方建筑景观进行记录,作为全球化空间生产中的某种“退步乌托邦”的背景;台湾艺术家吴其育、沈森森、致颖用经典的歌曲《梭罗河》引出东南亚殖民空间的历史记忆;新加坡艺术家何锐安则通过官方对“绿色”的利用,讲述东南亚的奇迹城市的发展和困境。

“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瞥”引至王尔德的论述,它的后半句更深刻的指出其中的原因,“它漏掉了一个人类永在那里上岸的国家。人类在那里登陆后,向外望去,看见了一个更好的国家,又扬帆启程。”乌托邦这个更好的地方如同远方的海市蜃楼,是人类扬帆起航的海岸和陆地,过去这地方在人们构想的社会主义描述中,而今天他们一次次的扬帆,并迷失在汪洋的海浪里。然而艺术家仍然企图去书写和联结,去靠近新的乐土。